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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节前后,关于前浪后浪的舆论一波又一波。我想说,代代均有自己的使命价值,也有缺陷丑陋,无需彼此羡慕,更无需彼此相轻,每一代,每一波,每一浪,都有自己的黑暗和光芒。而唯有创造和守护的光芒,使得代际传承和弥合,使社会进步和美好。
我近期都在读宁波小港李家的故事,让人心生灿烂,仿佛闻到光,于是拿来与读者们分享。《何去何从》系列4,就只谈这个百年故事,还是那句话,其实就算当局者迷,每一代人还是知道该如何选择,自然演绎,宏大叙事,总有人充满智慧、定力、敬畏,能创造新时代。
这是一个,自一百年前(19世纪20年代)一位15岁少年的上海滩闯荡开始的,历经世事变迁,7代人前浪后浪的翻涌拼搏的家族故事,其智慧的积淀,可能是时代最好的注脚。智慧从不缺席,传承才有意义。
镇海小港,位于现在的宁波北仑。小港李家的近代源头是李也亭(1807~1868)。他是清朝末年航运业巨商,曾一度垄断江浙沪的沙船业。(注:沙船是中国古代用于航海的一种防沙平底木船。)
李也亭幼时家境贫寒,9岁丧父,15岁只身来到上海闯荡。第一份工作在酒坊,经常在码头向沙船水手售卖热酒。
而他是怎么发家的呢?
抓住了一个政策机会。
1826年,因运河淤塞,清廷决定试办海运漕粮,规定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太仓各地的粮船需到上海交兑,然后再通过沙船由海路运抵天津、直沽。为吸引船主,清廷出台了优惠政策,而船主又让渡出部分利益给水手。(在史书上,1826年的大事记之一,就是海运漕粮成功。)
在三四年间与水手们的交往中,李也亭已经掌握了沙船贸易的内情,19岁那年,他决定跳槽,在郁森盛船号当船工。注意,那年正是1826年,他利用海运漕粮的政策优惠机会,赚取了第一桶金。
李也亭遵母训,做人信义第一,一笔账说好哪天清必会提前一天给付,所以赢得了尊重。后在老乡赵立诚的帮助下,他购置了自己的第一艘沙船。(注:赵立诚,宁波慈溪洪塘赵家洋人。据称,赵李两人还结拜为兄弟,赵从钱庄跑街开始,后也成为上海滩的钱庄业领袖之一。)
从一艘船到十余艘的发展,靠的是他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和机会,凡事亲力亲为,不知疲倦地将南方的木料、药材、粮食、糖棉、杂货贩运至北方,又将北国的大豆、豆油、豆饼、花生转卖于南方。航运与贸易,其实是高风险行业,越是这样的行业,越需要一步步稳扎稳打。
随着自己的船越来越多,就要有自己的码头。通过融资,他购买了位于十六铺上游的一块滩地,建了“久大码头”,形成了一条龙的航运体系。一个人、一个行业的发展,其实是自带路径的,有些可延伸的触角就在那里,所以,人要善筹谋,善行动。
而他又是怎么成为巨头的呢?
国家任务!
1853年,清军和太平军战事频繁。李也亭受命经办苏、松、常粮道与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。他不但亲自随船押运,而且为了保证万无一失,联合费纶志、盛植琯花费七万两巨资,从英国人那里购得一艘配有枪炮的“宝顺号”轮船护航。
高风险高收益,他从此跻身上海沙船业巨擘。
为什么说上海天然是个金融之城呢?因为航运等实业发展后,天然会拓展金融板块。野心、实力与未来,都需要它。人聚财聚,金融自来。做金融又不能一个人单干,必然会联合多方的力量。老乡抱团干,是那时候普遍的操作手法。
曾经帮过他的老乡赵立诚,此时已是上海南北钱业会馆总董。他们决定合伙,投资开设了“慎余”“崇余”“立余”三家钱庄。李也亭将沙船所赚利润投入到钱庄,由赵立诚专业经营,几乎不插手,也不显露。因为航运本身需要借贷大量资金,也有高风险,自己开钱庄是成本内部化,不显露自己的身份则是为了更好地吸储,防止民众知道背后是风险行业,不敢来存。
从历史的视角审视,赵立诚可能是宁波帮钱商去上海创业立基第一人。如果没有贵人相助,显然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新天地里打拼,也是良机良策。
后来李也亭的生意越做越大。相继购入了与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、竹巷两码头及周边的地皮,继而又开办慎记北号、万源槽坊、永大蛋作。李家不仅在上海继续拓展商业版图,在宁波也陆续创办甬泰北号、同元当铺和元泰当铺等。
李也亭在上海赚取的资金部分交由在宁波的兄长李弼安打理,添置了很多田产,成了当地的大地主,双城互动,有根有脉,分散风险,又集中了财富积累的势头。宁波人总是向往上海,但根又牢牢地扎在那儿,他们既传统又现代,兄在老家侍奉母亲,发展当地产业,并兼教育及照护族人。传奇总是需要从落差感中寻找的,城市差距存在意味着人永远存在超越现状的可能性。第一代承字辈的合作(哥哥李弼安为承久,弟弟李也亭为承辅)是和睦的、顺遂的。
经过20多年的努力拼搏和苦心经营,一个以沙船转运贸易为主业,兼营仓储、钱庄、百货零售的实业加金融王国,算是初具雏形。从历史的眼光看,他比宁波帮的知名人物“五金大王”叶澄衷早30年,“航运巨子”虞洽卿早50年。
一代的故事,是以生命的终结而终结的。李也亭1868年病逝了。
据说,他60岁大寿那天得知消息,沙船队在海上遭遇数十年未遇的飓风,损失惨重,本来身体就不太好,后更是一病不起。人有时候对于自己创造的东西不能太在意,他本身热心公益,应该不是在意具体钱财数额,可能更在意的是他打下的这片基业,对于自己的“创造物”放不下。人都是俗世中人,不是金刚不坏之身,世事莫测对生命的打击力度很大。
关于传承问题,他早就定下“传能不传长”的接班人制度(原话:“不论子侄,只以能者为继”)。他只有一个独子,叫李梅塘,却没有把产业经营权传给他,而是传给了侄子李听涛。
李梅塘:国学生、江苏试用同知,荣禄大夫,赞成维新。特点:不喜经商, 酷爱读书,做过京官,接受维新思想,体格孱弱,性格较冲动,也不宜经商。
李听涛:李也亭之兄李弼安长子,16岁即到“久大沙船号”协助叔父经营,深受赏识。办事稳重,思虑周密、作风稳健。
李听涛掌管家业面临的挑战是,沙船业在外国洋轮的强力冲击下,发展举步维艰,业务量从两三千艘骤减至不足五百艘。所以,他必须要改革求变:
首先,收缩船队规模,回笼资金扩建码头发展仓储,分别修建了“老栈房”和“外栈房”;第二,改变战略重点,发展钱庄业。重新聘请顶尖金融人才担任各庄经理,并正式加入北市钱业会馆,建立汇钱划账制度。
他将航运的实业规模缩小,侧重了金融和房地产。由小见大,当人们富起来之后,稳健且相对保守发展的策略,都会选择这两个行业。这是很好的守业方式,但并不能带事业更上一层楼,同样也不能更新社会创新氛围。
但不能否定他的功劳,恰恰是他的稳重和保守才使得李家的基础打得更稳。有两件事足以看出他的风格,也明白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和局限性。上海当时是冒险家的乐园,自然也充满了各色骗子,时间如水流,形势比人强,财富有时也是幻觉,很容易消失。
第一件:成功躲过丝业囤积危机。那是1883年,先是金素记丝栈亏折银数十万两,牵扯钱庄40余家歇业。上海道告示严禁“闭歇潜逃”。当时,连胡雪岩的阜康银号也因囤丝太多而陷人绝境,上海六七成钱庄都倒闭了。李听涛却躲过一劫,因为他认定:“我家靠沙船生意,沙船做的是米糖豆麦,钱庄放的也是这宗款子。丝行是湖州钱庄做的,我们不去抢。”靠的是专注及不贪,不盲目扩张。
第二件:成功躲过1897年贴票风潮。1897年,上海发生了一次以高利吸收存款而掀起的金融风潮,当时因贩运鸦片有厚利,对现款需求迫切,钱庄便以倒贴现的办法吸收存款贷给商人。这是潮帮钱庄兴起来的,为了争夺游资。具体操作是:凡以90元存入者,开一年期票,届时可兑一百元,年获利息10%。一些老钱庄坐不住了,纷纷跟进。李听涛断然表示不可。靠的是不跟风,不浮躁,有原则。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,守业的责任大概就是稳重,专业,不贪婪,不消耗。
但是,这样相对保守的路线的结果是:到李听涛退休时,地产业是繁盛的,其他行业都相对衰落了。也就是钱都保住了,但是创新、生机和其他发展的可能性和多元化都缺了。
那么李家的新的生机是哪里来的呢?
「“为了定义可能的极限,唯一的方法是越过它进入不可能。”——亚瑟·克拉克」
话要从李也亭去世后七年开始说起,也就是光绪元年1875年,乾坤两房曾议过财产分割约定,但两家一直是大家族居住,并未真正分家。
光绪二十八年,李梅塘、李雨田(李弼安三子)相继谢世,李听涛、李濂水(李弼安次子,光绪二年丙子科进士,官至通奉大夫)也老了,如果分家约定不用文字记录下来,将来有可能产生纠纷。
于是,李听涛与侄子李云书(李梅塘长子)一起补立分书,乾坤二房又订立《傍山带江楼合同议据》重申旧约之规定,家族必须和睦相处,不能为争财产而丧失和气。
然后正式分了家。两房各自经营自己的事业,能合作的时候也通力合作。比如,两房一起筹划了“养正义堂”,即建造一个义庄,帮助族中清寒贫困者。义庄包括良田2000亩,其收入全部用于接济族中贫困者,然后再拿出数万两银子作为基金,以备意外突发事件所需。
乾房(李弼安一脉)的路线,似乎有点巧合和路径依赖。李听涛是叔父李也亭选择的接班人,而他也选了自己的侄儿当接班人——李咏裳,是他弟弟李濂水的儿子。因李濂水是京官,李咏裳生于京城,所以眼界自然比前辈开阔。他从16岁开始当学徒,24岁当经理,8年间几乎什么都干过,有点现在管理培训生的感觉。他思虑周密、作风稳健,且经营理念远在李听涛之上。
他的业绩如下:
1、1905年实业救国热潮兴起之后,李咏裳抓住这一机遇,积极拓展钱庄业务,使得小港李氏成为清末执上海滩钱业之牛耳的九大家族之一(注:九大家族分别是:镇海方家、镇海李家、苏州程家、慈溪董家、镇海叶家、湖州许家、洞庭山严家、宁波秦家、洞庭山万家。其中镇海占三家半,因湖州许家是镇海叶家亲家)。进而与时俱进,相继参与创办了正华商业银行、恒利银行、中华劝工银行这三家现代金融机构。
2、将“久大沙船号”进行股份制管理改革,改为“新记营运股份有限公司”,推行新式的股份制管理模式,标志着李家从传统商户向近代资本家转变。
3、壮大房地产业,成立天丰、地丰、元丰、黄丰四大地产公司。在上海租界修建了“国产”第一条马路。
4、创办华商电气公司、大达轮埠公司等企业。
现在上海愚园路541弄2号的主人(原来地址是愚园路111号)就是他。那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,在花园南端建造二间三层的联排别墅6套(和顺村),由三子三女分住。
可以看出,他还是金融和房地产路线为主,只是经营理念更先进,也把其他产业连带发展起来了。
李濂水的另一个儿子也很传奇——“中国苹果之父”李善祥。早在1920年,面对日本经济侵略,他就在锦州庙沟创办生生果树股份公司,培育红元帅等苹果品种。后来日方逼迫他当锦州省农会会长,他坚持拒绝而被软禁。他留着大胡子,一腔热血,爱国情绪很浓厚,鼓励子女及小港青年十余人投奔新四军。
在锦州期间,他采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,办起了耕余学院。锦州解放后,李善祥将果园土地、果树、房子、牲畜、机器、现金等等全数捐赠给国家,是个彻底的爱国主义企业家。他的第二个女儿李又兰,曾是新四军军花,她的两任丈夫分别是军委主席项英、张爱萍将军(后来成国防部长)。
坤房(李也亭一脉)更有意思,也更多元化。李也亭的独子李梅塘酷爱读书,不喜经商也不善经商,但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夫人——张氏夫人,和7个厉害的儿子(云书、玉麟、如山、薇庄、征五、鸿祥、屑清)和3个女儿。
王国维《题镇海李太夫人八徽图》里写到:“麻姑向东海,手种万树桑。冠带遍一郡,童童浃浦旁。”写的正是张氏夫人。她对教育有不凡见解。曾出资10万元建办学校,鼓励子孙学科学,游学海外。
《镇海县新志备稿》卷下《列女传》:“……氏教其子孙以游学海外。顾谓兵家、法家言皆不足学,宜学农学工商矿理化医诸科,可利国济人。诸孙秉遗训,多有学成回国者。”
也正是在她的鼓动和支持下,在坤房第四代祖字辈总计45人中,受过高等教育者多达29人,其中20人是“海归”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:乾房总计25位“祖字辈”中,不但受过高等教育者寥寥无几,海归更是只有李祖椿一人而已。
她还有一个更显魄力、仁义的举动——当时中国沿海有贫苦子弟被诱骗出国,贩为苦工(旧称“猪仔”),有一次规模之巨竟有400多人,她知道后立即派儿子们去海关税务司商请,联合旅沪同乡会,电告外国红十字会,带着巨款将他们一一赎回(除了客死异乡的十余人)。
张氏夫人的长子李云书,比李咏裳大4岁,也是16岁开始当学徒,但他社交能力更强,知名度更高。他的性格也完全不同于他父亲,大开大合,万事敢为人先,投资了轮船、铁路、银行、保险、丝织等当时最时髦的行业。有时候性格真的是种很奇妙的因素,跟原生家庭也没有太大联系。
1905年他与状元商人张蹇等人组建沪上首家民办的大达轮船公司;还投资开垦辽西大凌河牧场的万余亩荒地,甚至跑到黑龙江畔的呼玛地区,创办了大型机械化农场。东北的项目亏损后元气大伤,但奠定了他开发北大荒先驱的历史地位。
随后他还出巨资与虞恰卿发起创办宁波人的银行——四明银行。(注:虞洽卿,宁波帮在上海的领袖人物,航运巨子,1900年才崭露头角,比李也亭晚50年,刚好跟他的孙子辈合作。)
李云书在新闸路相近的槟榔路(今安远路)至劳勃生路(今长寿路)间自筑了李诵清堂路(今陕西北路)。李诵清堂即为李氏坤房堂号。两边都是他们自己开发的房产。非常罕见。
他们七兄弟之中,还有三人支持革命事业。李云书支持孙中山,担任江浙联军总兵站总监,提供光复上海的经费等,曾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。
李薇庄担任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(四品官),辛亥时曾为民军筹饷10万两。
说起李薇庄,他其实是个悲剧人物。他在日本考察时暗中加入同盟会,上海光复之际,陈其美(中国同盟会元老,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)资金缺乏,他便从官钱局提出10万巨资,这笔钱本来约好是商界共同垫款,但后来没有垫,且有人中伤,他便撕去垫款收据,以李家私款垫还。后因此事精神压力很大,郁郁而亡,年仅41岁。像他爷爷李也亭一样,可能也属于心事很重的一类人。孙中山得知具体情况后,特书“子孙永保”赠其下代。
李征五,经营上海绢丝公司,筹备华商银行。辛亥革命时参加光复上海之役,出任市政厅长。后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,上海《商报》总经理等。他的妻子是之前清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之女。
「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到无序,即熵值增加。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,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熵水平上,生命以负熵为生。——薛定谔1943。」
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代,小港李家发展的黄金时代。讨论一个古老的话题,教育和学历,对于家族的传承、社会的发展到底有多大的用处?
李家乾坤两房,居然是非常好的对照组。乾房,比较侧重事业上的实务和实训。坤房,比较注重西式现代教育,强调留学经历。
乾房李咏裳的儿子们,李祖华、李祖恒、李祖泰兄弟,也很传奇。李咏裳先是和大儿子祖华一起投资创办大德新新机器榨油公司,1938年他们进口了美国和德国最先进的榨油设备,超前十年;他让祖泰先去一家与他毫无关系的浙江兴业银行当学徒,然后鼓励祖泰和老乡曹莘耕(后来的薄荷大王)商量一起合办一家薄荷厂,一改日本货垄断的格局。新华薄荷股份有限公司所产白熊牌薄荷脑问世后,日货遂告绝迹,成为爆款和名牌。
这条路,很专注,做生意和创业。教育和学历确实显现不了特别的价值。
而坤房的祖字辈,大多是秉承张氏太太的路径设计,先学成归国再入社会。他们大多成为现代高官和职业经理人,当然也依然会创业投身实业。
其中的佼佼者李祖恩,当时留学生行情正看涨,他因缘际会、步入仕途,从前清邮传部主事开始做起,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,历任库藏司司长、币制局参事、印刷局局长、特别关税会议参议等要职,成为清末民初的“小财神”;李祖聃是中国农民银行东北九省总经理;李祖法是美商OCCIDENTAL人寿保险公司中国总代理……。他们的职业选择更加有门槛,涌入比较现代的、有公共背景话语权的行业。
他们学成归国后也创办了不少现代公司:如李祖永的上海大业印刷公司、李祖薰的上海天星化工厂、李祖范的中国化学工业社、李祖贤的六合贸易工程公司等等。
这里重点说说李祖范,他是李梅堂次子李玉麟的儿子,少年时就是神童,毕业于清华大学,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深造,归国后曾任汉冶萍钢铁厂工程师、上海中易信托公司经理、上海中华烟草公司经理、上海六合贸易公司经理及上海招商局董事会秘书长等职。说起他是因为他的留学经历,真的有利于实业发展。
小港李家与上海另一个著名的宁波籍商业家族集团“镇海方家”是姻亲,李云书的妹妹李银娥嫁给方选青,方选青的儿子方液仙独力筹设的中国化学工业社,是上海化妆品业的先锋。但创办之初,因缺乏资金,举步维艰,濒临破产。靠母亲李银娥拿出私房钱以及舅父李云书的投资,才得以渡过难关。后来成为大企业,“三星牌”系列产品成为国货名品。后因方液仙的爱国行为引起日本人的仇视,惨遭日伪杀害。由其表兄李祖范接任中化社总经理。
此外,由于前三代的财富积累、教育积累、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,第四代里孕育出了真正的艺术细胞。坤房李薇庄的子女们,对传统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比如李祖夔,他首任民国时期的上海县知事和大众火柴公司董事长,但他对政事、商务的兴趣远不及收藏缂丝和田黄印章。而他的亲妹妹李秋君,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“闺秀派”画家的典型代表和第一位荣获国际金奖的女画家。这是家族新的增长点和发展领域。
看到了吗?教育和学历的作用,大概是打开更广阔的世界吧。对于个人命运而言,教育和学历并不是决定因素,没有教育背景,照样可以发展出传奇;但对于家族整体、社会层面来看,教育确实提升了发展的可能性。
祖字辈,第四代,是李家发展的黄金时代,可谓遍地开花,处处结果。是家族人力资本、社会资本发展到了鼎盛阶段。他们共计兄弟60余人,姐妹30余人,姐妹也与方、董、乐、葛、陈等工商世家联姻,形成了更广大的社会交往网络,涉及行业遍布银行、保险、建筑、房地产、化工、粮油、娱乐业等。富不过三代吗?不,恰恰是三代人才能养一代人!
「事实证明,社会是个大熔炉,可以改造各种各样的人。——王小波《黄金时代》」
第五代名字辈,是扛过世事变迁的那代人。
据统计,“名字辈”多达107位,其中乾房48人,坤房59人。他们分布在大陆11个省份和世界各地。
1949年,小港李家的产业都荡然无存了,但大多数“名字辈”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,进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拼搏奋斗、开拓创新。
最著名的,还是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佼佼者,可见,这两个领域,是任何时代里个人最安全最自由的归宿。专业领域从业者,最不会被世事所打扰,什么时候都可以创造、创新。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
李名立,麻省理工学院核电专家博士。1968年毕业,后到纽约爱迪生电力公司核工程处任职,以其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被提拔为下属印第安角核电厂的总经理,这也是该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高管。
李名强,钢琴演奏家;李名鹰,电视纪录片制作人;李爱维,画家;李名觉,舞台设计师;李名仪,建筑设计师……在美国的有舞台设计师、建筑师、核物理专家、神经外科专家、钢琴家、美术家等等。
第六代是维字辈,第七代是汝字辈。如李维谦、李汝浩等都是著名的工程师、教授等。
这七代:承、高、厚、祖、名、维、汝的故事,就讲到这里。尽量按照自己的意愿,努力生活,肆意创造,不管别人怎么说,怎么评价。人都是被生下来的,却是靠自己好好活出来的。一代又一代,总有积累,也总有奇迹。
「每个人为生命叫喊和歌唱,直到楼下的家伙用他的手杖敲在天花板上——拉斯·福赛尔」
参考文献:
唐燮军、佟少卿:《略论小港李氏的变迁》,《宁波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2018年第3期。
孙善根:《百年家族——小港李家的成功转型及其启示》,《宁波经济(三江论坛)》,2006年9月20日。
张永祥:《小港李家与“宁波帮”》,《宁波通讯》,2008年2月15日。
李名慈:《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小港李家兄弟》,《联合时报》,2011年7月19日。
享誉沪甬的"小港李家",北仑新闻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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